我国考古文献记载，1956年—1957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明代万历皇帝的陵墓后，发现万历皇帝及他的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在棺内的睡姿呈“北斗七星”状式，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的“明孝陵”，整体建筑布局则呈“北斗七星”状。
据此，北京十三陵文物专家王秀玲在一次南京召开的“世界文化遗产论坛———中国明清皇家陵寝”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论证：古人以紫薇星垣比喻皇帝的居处。“北斗七星”在古代被认为是极星，指向正北，位于天空中心，在星宿中属紫微垣。古代常以星象变化预测人事吉凶，紫微垣对应的是人间帝王，是帝星所在。所以极星北斗又被认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
封建皇帝认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主宰。自称“真龙天子”，信奉“君权天授”、“天人合一”的思想，视皇位为“天位”，并时刻把自己的行为与“天”联系在一起，每当天空有变化时，他们便“自省”，认为是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对。基于这种思想观念，他们将死视为“升天”，所以皇帝“升天”也就意味着到“北斗七星”上去住了。
在明代帝陵中，其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主要建筑走向就呈“北斗七星”布局。“明孝陵”反映的是陵寝地面布局，已发掘的明定陵地宫的布局即是仿生前皇宫模式，也是源于天象。
除此之外，在陵墓选址上也与天象有关，陵址的前后左右要有山，象征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以山象征天上的星座，而皇帝的陵则位于星座之间，自然皇帝也置于天宫之上了。
从古代风水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北斗七星”式的“S”形葬式最能够“聚气”。
王秀玲说，古人对天体有一种神秘感，认为“北斗七星”具有避邪功效。如河南西水坡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就发现墓主人东西两侧和脚下分别塑龙、虎和北斗天象图。古人还把它刻在避邪剑上。其奥秘在于“北斗七星”的形状恰为一个巨大的聚气的“S”形。
皇帝选陵址，要选能“聚气藏风”的地方，选择标准是山环水抱，因山环水抱必有“气”。在风水学中，用“曲则有情”来形容水和路的吉祥。山脉的起伏呈“S”形，河流则更明显，总是蜿蜒曲折。明孝陵和明十三陵的选址及设计是与古代的风水理论相合的。
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去分析，皇帝死后，也需要生气，“北斗七星”式这种“S”形葬式能够“聚气”，有了生气，就有了万物，预示着子孙万代繁衍旺盛。如果依此而论，帝、后的葬式源于天象是有一定道理的。
朱元璋采用天象来设计皇宫、帝陵。他的思想肯定要影响到他的子孙后代。明十三陵所葬都是朱元璋后代，在陵墓选址和规制上均效仿明孝陵。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子孙，又身为皇帝的朱翊钧的葬式“源于天象”也就不奇怪了。
王秀玲最终推断，从朱元璋开始，明代的帝王都可能沿袭采取“北斗七星”葬式。
那么，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什么极大推崇“北斗七星”呢，这应和朱元璋的身世有着密切的关系。
朱元璋自幼贫寒，父母兄长均死于瘟疫，在孤苦无依之下，其早年出家为僧及后来加入“白莲教”、 “弥勒教”、“明教” 共同组织的起义军，并在被拥戴为“大明王”的过程中，同时受到宗教思想的熏陶有着极大的内在影响。
由于朱元璋终其一生都与道教有着不解之缘。因此，朱元璋在感情上崇道，并利用道教在他执掌政权期间和死后继续为他服务也是很自然而然的。而明代的帝王自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及以后的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孝宗—朱佑樘等对道教都以尊崇为主。至世宗朱厚熜更是把政治权利与宗教高度联合起来，并以宗教为其治理朝政的中心。
所以，从这样一种历史渊源的视角来探明，为什么明朝自朱元璋以后的历代皇帝的陵墓都尊崇被视为至高无上象征的“北斗七星”葬式的原因之一。
经考证，在具有历史悠久的壮族丧葬习俗里，除了在棺内有放置七枚钱币的习俗外，再没有其它更加特殊的习俗了。
在壮族民间的丧葬意识里，人死了叫做“归阴”，那么死者在“阴间”里是一种“遭罪”，只有上了“天堂”，才能“逍遥自在”。再者，人们把“北斗七星”当成黑夜里的引路星，所以，要在死者的棺内底板的四周各放置一枚硬币，中间排放三枚硬币，共为七枚硬币。这七枚硬币象征着“北斗七星”，其寓意就是要指引逝者沿着“北斗七星”方向升天。另一种寓意，就是愿逝者永远都享受到“七星普照”。
诚然，在上思发现的这两座“三合土”棺发现死者身垫的“北斗七星”灵板，其寓意应该不像类似民间丧葬习俗中“要向死者指明升天的方向”及“让死者得到‘北斗七星’的普照”这样简单的寓意。
再者，也许墓主人深感生前还有远大宏图未酬，遗憾在人间，所以刻意以六条线连接“七星”，寓意死后也要带着“七情六欲”一起升天，继续在天上完成自己在人间未能完成的宏愿。
其实不然，“北斗七星”既然成为明朝皇陵的葬式，在那个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谁能甘冒如此天下之大不韪呢，这也不合旧制常规。
这也许就是两座“三合土”棺椁墓主人死后身垫“北斗七星”“灵板”的玄机之一。
难不成在上思出现的这两座“三合土”棺椁里的墓主人就是明代的某位皇族？
朱元璋的明王朝建立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王朝派杨景南下征剿广西，返京时，朱元璋问起广西土司黄、岑两氏族所辖情形，杨景言：“蛮獠顽奸，散则为民，聚则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朱元璋则言：“蛮瑶习性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可，若抚之以安靖，待之以诚，喻之以理，彼岂有不从化者哉！”并诏谕广西两溪峒官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德以化远人，此古先哲五威德并施，遐迩威服者也，着兹两江地处南微，风俗质朴，自唐、宋以来，黄、岑二氏，代居其间，世乱则保境土，世治则修职贡，良由审时知机，故若如此，倾者，朕命将南征，入闽克靖，两广平定。尔等不需师旅，奉印来归，向慕之情，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谕，尔其克慎乃心，益□厥职，宣布朕意，以安居民。”随之，江州、忠州、迁隆州、思明州等土司州府相继向明王朝表示愿意归附。而唯独上思土司黄英杰不愿归附明王朝，反而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聚众反明，曾一时间聚集万余人，从上思一路攻城夺州，毁兴业城（今玉林市属），并一直攻至郁林郡（今玉林市）围攻郁林城，无奈攻打了半月余，却未能攻下城池。明朝廷命潭州王庆为总兵率指挥胡海、左君弼重兵围困郁林城。黄英杰队伍势孤力弱，抵挡不住明军的强大攻势，且战且退，退回上思。
然后黄英杰重组兵力，再度与明军大战中，黄英杰阵亡，其弟黄英览被俘。是年（公元1370年），黄英杰之弟黄英衍向明王朝表示愿意归附，明王朝准允，被编管泰州（今崇左太平），又任泰州知州。
朱元璋在位统治时期，黄氏“土司”对明朝仍然是“反复无常”的反叛。可是，到了明永乐年间乃至明弘治十八年间的一百多年里，上思黄氏“土司”虽然在广西还出现与右江的岑氏“土司”相互仇杀，但却再也没有出现“反叛”明朝的行为，并再表示“归顺”朝廷。
这其中，是不是黄氏“土司”受到了某种“感化”和“默契”。民间传说，黄氏“土司”是受到了一位“身份神秘”人物的指点后，表示对朝廷不再反叛。
这位“身份神秘”的人是谁？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感召力。可以说，黄氏“土司”极大因素很有可能受到“建文帝”的“感化”和“默契”。试想，自宋、元两朝起，上思黄氏“土司”在广西的左江一带的势力是比较强大的，为了稳定统治，宋、元的统治者对上思黄氏“土司”的“安抚”多于“进剿”。而朝代的频繁更迭，更是给予上思黄氏“土司”的壮大提供有利条件。在“山高皇帝远”的边陲地区，要与朝廷“分庭抗礼”，那也是朝廷数十年间难以“剿平”之举。如果不是受到某种“感化”和“默契”，黄氏“土司”也不会轻易罢手的。
而曾为明朝一代皇帝的“建文帝”，虽然“逊国”而“避难”在外，但他也不会希望明朝天下处于长期动乱的状态，这也许就是他“逊国”后，宁愿四处“避难”，也不利用他“正统”皇帝的身份去和“篡逆”的四叔进行抗争的原因。再者，他也不愿意看到他曾经的“臣民”进行与朝廷对抗而陷入“生灵涂炭”的结局。
所以，应该是“建文帝”到上思“避难”后，就与当地的“土司”有所接触，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化”了“土司”，也许还达成了某种“默契”，而这种“默契”可能也包含对“建文帝”身世的 “保密”。
上思黄氏“土司”也许正是出于“建文帝”对“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如此“体恤”宽大心怀的“敬仰”，并把“瀼江”改为“明江”以对明朝表示“臣服”。继“明江”之后，上思又出现许多与明朝有历史渊源的地名，如“凤凰山”、“应天池”、“官皇屯”、 “渠皇屯”等。
也许正是如此，几百年来，无论是上思的民众及官府一直承诺对“建文帝”“避难”上思的历史给予“永久性保密”的“默契”。
“金丝”服饰解谜团
当对女性“三合土”棺椁开棺后，在内棺里清理出一件在当年看来，质地非常优质，而又十分考究的丝织衣服，现在粗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颜色是金黄色。虽然经过数百年埋于棺内，但色泽度还是十分晶亮。而这服饰的式样与当地壮族女性服饰的式样又不相同。经测量，长约80厘米，宽约61厘米。
据考证，古代时期的壮族，一般平民百姓，无论是男性或女性的服饰，多以手工梭织的粗布料裁剪并手工缝制而成。其颜色以土办法染成的深蓝色，质地则比较粗糙。
试想，在封建帝王社会里，能够身穿黄色金丝服饰的人，除了皇帝和王公贵族以及皇帝御赐的黄马褂之外，其他的人是不能随便穿着的。否则，就是犯了大忌。然而，这位埋在穷乡僻壤里的“三合土”棺中的女墓主人却能身着这样在封建帝王社会里是犯了大忌的衣服，其身份更是令人扑朔迷离了。
如果，假设推论的这两座“三合土”棺里的男主人就是当年曾任过广西左江道并又追随小南明的桂王朱由榔，在广西一带进行反清复明活动的黄其晟的话，那么，作为南明永历皇帝的重臣黄其晟的家眷，因其追随“朝廷”有功，而受到“皇帝”恩赐的黄色金丝服饰，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然而，上思县志记载的黄其晟避居上思是一段史实。可是他的最后踪迹却有了定论：在现今的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县鼎尾村已经发现了不是衣冠冢的黄其晟夫妇的合葬墓。
通过这件服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论证：能够身穿这样服饰的人，在当年决不是一般普通的平民百姓，而是一个有着较高身份地位的人，还可能和“皇宫”里有着不同寻常关系的人。
《明会典》是明代官修的一部典章制度书，其中记录贵族女装用料均为“各色纻丝绫罗纱随用”，而平民女服用料则受限制，即便是礼服，也限用紫色粗布（即“絁”）并且禁止用金绣，袍衫也只限用紫色、绿色和桃红色等浅淡的颜色，而禁止使用大红色、鸦青色和明黄色等浓艳的色彩。明洪武十四（公元1381年）年还规定，商贾之家只能用绢布制装，农家可以使用?纱和绢布。
诚然，“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衣服丝质的质地是和皇宫里皇后所穿衣服的丝质的质地是不能相比的。这是因为皇室里所用的布料是由专门负责皇宫日常所用布料的作坊所供，裁缝时又由专职的裁缝师进行缝制，这当然是其他普通的人无法相比的。
经考证，“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的“金丝衣服”在当年已经是一件在民间与之无法相比的“奢侈”服饰了。
通过比对，这件“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的“金丝衣服”的款式，与明朝皇宫里皇后的常服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并且其衣料质地也属《明会典》所记录的“丝绫罗纱”之列。
史籍记载，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对宫中皇后的常服作出了规定：双凤翊龙冠，首饰、钏镯用金玉、珠宝、翡翠。诸色团衫，金绣龙凤文，带用金玉。四年更定，龙凤珠翠冠，真红大袖衣霞帔，红罗长裙，红褙子。冠制如特髻，上加龙凤饰，衣用织金龙凤文，加绣饰。
明朝皇后的常服则称为“凤袍”。
而“凤袍”的样式与满族贵妇服饰基本相似，圆领、大襟，衣领、衣袖及衣襟边缘，都饰有宽花边，只是图案有所不同。
经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于2010年1月20日对“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衣服残片的鉴定，结论为：上思“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衣服属于公元1430年至1440年以前的制作品。
难道上思“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的“金丝衣服”是属于明朝皇后的“凤袍“吗？
“荷花”，又称为“莲花”，它是生长在湖中的一种植物，素有“出污泥而不染”著称于世。
在上思“三合土”棺椁的内棺里，清理出一块长11.5厘米，宽11.5厘米，质地为绸缎料的“补子”，中间凸绣着一朵荷花状图案。而这块绣有荷 花状图案“补子”的质料与棺内清理出来的几件丝织品的质料不一样。可以说这是一块附属于呈黄色金丝衣服上的一件装饰物。
明代官员常服、清代官员补服在前胸后背处分别装饰一块方形（或圆形）饰有鸟兽的图案，称为“补子”，以图案的不同而代表不同的官阶。
据说“补子”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唐代武则天时。《旧唐书·舆服志》载：“延载元年五月，则天内出绯、紫单罗铭襟、背衫，赐文武三品以上。”
真正代表官位的补服到明朝才定型。《明史·舆服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规定，官员穿袍，前胸后背各缀一个方形补子，文官绣飞禽，以示文明；武官绣走兽，以示威武。
史料载，明、清时期，受过“诰封”的朝廷官吏的母亲及妻子，也备有补服。她们所用的“补子”纹样以其儿子或丈夫的官品为准。女补的尺寸比男补要小。凡武职官员的妻、母，则不用兽纹补，也和文官家属一样，用禽纹补，意思是女子以娴雅为美，不必尚武。
那么，这块出现在“三合土”棺椁里的“荷花” 图案“补子”，它的真正函意及作用又是什么，或许它是从某种角度在暗示着墓主人某种特殊身份的标志物。而这样的标志物又能证明墓主人的什么特殊身份呢？
在“三合土”棺里出现的这块“荷花” 图案，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始于宋代，而在明、清时期比较盛行的民间宗教组织——“白莲教”。
史籍记载，“白莲教”，创立于南北朝时期。始初只为始祖慧远在江西庐山邀集十八高贤，于东林寺结社念佛，立誓死后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们还凿池种植白莲花，并将念佛之地取名为“白莲社”。
史籍又载，元代期间，“白莲教”曾得到元朝统治者的承认，并一度达到全盛时期。元朝末期，因不满于元朝政权的暴政统治，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白莲教”大起义，为推翻元朝政权的暴政统治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当年也投入到这支“白莲教”起义队伍中，而在自诩为“大明王”登基称帝，建立明王朝后，深知白莲教造反的意义，即颁布取缔白莲教禁令。但是，自明朝建立后的二百多年间，对于明朝建立的暴政，白莲教众进行起事造反几乎接连不断。清朝入主中原后，“白莲教”则以民族大义为重，倡言“日月复来”，举起“反清复明”旗帜，鼓动民众起来进行抵抗清朝。所以，白莲教一直遭到清朝历代统治者的镇压。
据有关史料记载，明朝灭亡后，活动在我国南方数省的“小南明”政权，为了进行“反清复明”，曾有过多次和“白莲教”联合抗清的活动。
由此，如果推断“三合土”棺男性墓主人曾是追随桂王朱由榔的明朝遗臣黄其晟能成立的话，那黄其晟和他的家人曾经或和“白莲教”有过关系，或参加过“白莲教”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以图拯救明朝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真是如此，在后来“小南明”被清军追剿彻底灭亡后，“三合土”棺墓主人避居上思，就以“荷花”图案绣在一块“补子”上，以示对“白莲教”的纪念，死后也将其随棺而葬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然而，至今为止，在有关记载“白莲教”的历史资料中，没有发现“白莲教”以“莲花”图案为标志的历史佐证。
总而言之，这块“荷花” 状图案 “补子”是刻意留在墓主人身上的一种特殊身份的标志，而不是一块普通的装饰品。
经比对北京十三陵出土的明代皇后服饰，其服饰胸前都绣有一朵“荷花”状图案，这与上思“三合土”棺内出现的“荷花”状图案是相吻合。可以说，“荷花”是明代皇后服饰的标志性图案之一。
再者，据有关资料表明，朱元璋的“明孝陵”及朱元璋在安徽凤阳县明中都城的父母陵墓周边条石上都刻有“荷花”状图案。
据此，可以这样推断，“建文帝”真正的“皇后”在当年无法离开皇宫，已经跳进大火里“自焚”了。而逃出京城后的建文帝，在四处“避难”之时，是不可能再享受有皇宫里那样的待遇了，只能以一块“荷花”图案“补子”让或许是他在漫长的“避难”过程中相遇并在以后的生活中与他“相依为命”的“皇后”佩饰，以作为“皇后”的一种标志。
“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的棺椁开掘后，经对其头部骨骼进行Ｘ光透视，医学专家从骨骼的轮廓推断，女性墓主人年轻时是一位“漂亮”的女性。
那么，这位年轻时是一位“漂亮”女性的墓主人，果真是明代的皇后吗？
在上思的两座“三合土”棺里，分别于女性主人的棺椁里清理出七枚唐代的“开元通宝”钱币，而在男性主人的棺椁里也清理出七枚晚于“开元通宝”137年的唐代“乾元重宝”钱币。而且，通过Ｘ光对男性墓主人整体骨骼拍照，这七枚钱币也是按照“北斗七星”状分呈棺内。
这些唐代钱币的年代和这两座“三合土”棺年代相距近千年，却为何又分别呈现在明代时期的墓葬里呢？它们其中又有何寓意？
历史文献记载，中国的货币，自秦始皇灭六国之后才真正得到统一，象征着“天圆地方”呈圆形方孔的“秦半两”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钱币的初步成熟。此后，钱币成为古代中国货币的基本形式，以重量为钱币名称的铢两钱币，如秦半两钱、汉三铢钱、隋五铢钱等，流传了700多年，直至唐代“开元通宝”的流通。
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废五铢，行开元通宝钱。开元钱之文，为给事欧阳询制词及书。“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右会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
“开元通宝”是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四年所开铸并流通的币种。从此，中国的币制正式脱离了以重量为名的铢两币制而发展为通宝币制，成为自唐代以后历朝的铸币标准，并沿袭了1300多年。
“乾元重宝”，是唐肃宗李亨为了填补“安史之乱”的国库亏空，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开铸发行的币种，并以一当十“开元通宝”用。但至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也就是短短的五年时间，“乾元重宝”便退出了流通领域。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人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墓葬里放置钱币，并作为一种丧葬的习俗了。
“三合土”棺墓的主人是明代时期的人物，死后却在棺内放置唐代的钱币。这其中又有什么寓意呢？
如果仅依钱币的表面现象推断的话，其一，“开元通宝”是开辟了中国钱币新纪元的币种；其二，“乾元重宝”虽然晚于“开元通宝”137年，但是“乾元重宝”却是以一当十“开元通宝”之用。
所以，“三合土”棺男性墓主人内棺里放置“乾元重宝”，而女性墓主人内棺里放置“开元通宝”，以示男性墓主人的身份高贵于女性墓主人。
然而，从这两座“三合土”棺出现的种种玄机进一步剖析，那么，其中的“乾元重宝”和“开元通宝”就有更深层次的玄机了。
“三合土”棺里的男性墓主人，当年是否以“乾元重宝”中的“乾”之意来隐喻表明自己的身份呢。
因为“乾”在《易经》中“八卦”的“卦象”里代表“天”之意。
《周易》，也称《易经》，诞生于三千多年前我国的夏、商、周时期。但是，从伏羲“八卦”算起，易学的起源也有七、八千年的历史。儒家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为《五经》。而《经易》的“经”是指经典的著作，它是古人用来预测未来、决策大事、反映当前现象，并且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的一部“经”书。
“八卦”，是《周易》里的一种有着象征含义的特殊符号。用文字表示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用特殊符号表示，则“一”代表阳，“--”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重叠的八种形式，叫做“八卦”。
“八卦”中的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乾代表天，兑代表泽，离代表火，震代表雷，巽代表风，坎代表水，艮代表山，坤代表地。
而“八卦”互相重叠再组成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和预测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
因此，在封建社会时代，封建君主总是以“乾，为天，为君，为父”，为代表至高无上的象征。
“三合土”棺里的女性墓主人，当年是否以“开元通宝”中的“开元”之意来隐喻表明自己的身份呢。
“开元”，也称“始元”， 则有与神话“女娲补天造人”之意，这是否也象征了其墓主人为“母仪天下”的身份呢。“乾元重宝”和“开元通宝”中的“乾”及“开元”的寓意，符合封建时代“皇帝”、“皇后”的身份和地位。《明史稿》中记载，明朝皇帝生前的住所为“乾清宫”，皇后生前的住所为“坤宁宫”。
为什么墓主人不用当朝的钱币来隐喻身份而却用与之相距几百年前的唐朝的钱币来隐喻身份呢。
纵览中国的古代钱币，虽然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种类繁多，但是，先秦时期的各诸侯国实行不同的货币制度，在不同的地区使用形制各异的刀币、布币、环钱等。秦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各国的刀币、布币，将方孔半两钱作为统一钱币，并一直延续到隋朝改为使用五铢钱。
以上历代的钱币中，都没有体现出能作为隐喻墓主人身份的钱币。就是与明代相距不久的宋代所流行的“天圣元宝”、“皇帝通宝”、“至和通宝”、“嘉祐通宝”、“治平通宝”、“熙宁元宝”、“熙宁重宝”、“元丰通宝”等，虽然其中的“天圣元宝”、“皇帝通宝”都可以喻明墓主人的身份，但是，从字意上太过于显露了。在明代，白银则是最主要的流通货币。
而只有流行于唐代的“开元通宝”、“得一元宝”、 “顺天元宝”、“咸玄通宝”、“乾元重宝”、“乾封泉宝”、 “建中通宝”、“大历通宝”等钱币中的“乾元重宝”和“开元通宝”更具有隐蔽性地隐喻墓主人身份的标志。
这也许就是在墓主人棺内放置“乾元重宝”和“开元通宝”钱币的原因所在之一。
总而言之，根据以上的种种迹象考证，认为：在上思发现的这两座“三合土”棺，很大程度疑似为明代初期，经“靖难之变”后消失人间，而又经历史学家苦苦寻找了几百年仍没有下落的明太祖朱元璋之长孙（明太子朱标之子），明朝第二代皇帝，年号为“建文”的“建文帝”朱允炆之“陵墓”。
上思，地理位置处广西十万大山的中段腹地，史籍《正文·卷一百十广西五》记载：“上思州府西南三百里。西至思明府二百五十里，东南至广东钦州界七十里，西南至交州偏村界一百里。”而当年的“官皇屯”则处于上思州城东北面数里的一片丘陵里，其数里之外，全是高山峻岭，虽然东北面百里之外可达南宁府，北面数十里可达忠州（今扶绥县），但是，要到达这些目的地，则要翻越几天路程的崎岖山间小路。而要到达南面数里的州城，也则要渡过呈东西流向的滔滔明江河。
经对地名历史考证，这一带数十里方圆内的村庄，最早建庄也是在明弘治十八年上思“改土归流”（公元1505年）以后的时间，而大多数村庄的建庄时间则是清朝中、晚时期。
因此，当年“官皇屯”所处的这片地方，应该是当年的一块“世外桃源”。
可以说，这也就是当年为什么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夯制两座“三合土”棺的工程，而外人却一无所知的历史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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